烟尘浓度监测仪

 

这40年，中国绿色版图不断扩大——从12%到21.66%，森林覆盖率几乎翻了一番。

这40年，绿色发展理念根植人心——从“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共识。

时光如梭。

40年间，多少波澜壮阔的治山治水、治沙治污的动人故事，多少可歌可泣的追寻绿色、梦圆绿色的英模人物，感天动地，催人奋进。

一曲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时代之歌，正在澎湃奏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到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创新

山西省右玉县，地处晋蒙交界、毛乌素沙地边缘，曾经常年风沙肆虐、贫瘠多灾。

老城西北，一条叫“黄沙洼”的流动沙丘，一度淹没了十多米高的城墙。

“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树!”右玉人在风沙中呐喊。

1978年，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开始建设，右玉的植树造林迎来大跨越——由过去的不到40万亩，几年工夫就猛增到120余万亩，成为全省人工造林最多的县。

改革开放激活了人们治沙的创造力。通过个人承包等新机制，右玉的小流域治理有了新活力。1983年，3900户农民承包了1987条小流域，通过种植经济林实现了生态和经济“双丰收”。

沙魔不再是右玉人的梦魇。全县林木绿化率从1976年的12.66%增至2017年的54%，在黄土高原上树起一道绿色丰碑。

把右玉的缩影放到整个东北、华北和西北，可以看到，40年来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014.3万公顷——折算成5公里宽的防护林带，能绕地球赤道一圈半!

被称为“绿色长城”的三北工程，是我国实施的第一个重大生态建设项目，涌现出王有德、石光银、殷玉珍等闪耀着璀璨光辉的绿化模范。

那一年，也是中国环保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1978年宪法首次对环境保护作出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奠定了环保事业的发展基础。

缺林少绿，是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大生态问题。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每年3月12日设为植树节。从此至今，中国持续开展了一场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土绿化行动。

40年间，中国经济列车高速飞奔、城镇不断扩张，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粗放的发展方式带来沉重的环境代价——生态环境逐步恶化、自然资源趋于枯竭。

许多无锡人至今忘不了2007年那个夏天。碧波荡漾的太湖水暴发蓝藻，自来水受污染，矿泉水被抢购一空。

生态警钟敲响——

中国经济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资源环境压力并未缓解。垃圾围城、酸雨频频、“十面霾伏”……

人与自然，该怎样相处?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系统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难题。

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提问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作出全面阐述——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年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力量之源。

党的十九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标志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体化新进程。

“环保法终于长出了牙齿”——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制度不断创新

丽阳坑，一条流经浙江丽水市城区的小河。过去这里污水直排入河，臭气熏天，两岸居民20多年没开过窗户，有的人家甚至把临河的窗户用砖头堵死。

均溪河和文江河，福建省大田县的两条“垃圾河”。由于不同的污染，当地人把其中一条叫“黄河”、另一条叫“黑河”。

彻底的改变来自2017年。当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发出“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的号令。

以流域视角，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治理，河长制正在为中国的水污染治理注入新的活力。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31个省份全面建立河长制。

丽阳坑，由河长牵头进行的综合整治使昔日“臭水沟”的水质从劣五类提高到四类。而大田县的“黄河”和“黑河”，水质从劣五类转为二类，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河长制发源于“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实践经验来源于基层、凝聚成全党全国意志，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变革的实践源泉。

40年间，从改革开放之初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进入21世纪又把节约资源确立为基本国策，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中国构建起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忆起往事，原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曲格平感慨地说，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出台，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不晚，但经常“执法不严”。

这种局面在2014年修订环保法时有了改变——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拥有了更多更硬的执法手段，被人们赞到“环保法终于长出了牙齿”。

党的十八大以来，土壤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税法等相继出台，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作出相应修改，长期以来“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局面得到改变。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等相继出台，制度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两年多来，中央环保督察掀起的“绿色风暴”席卷全国，被称为中国环境监管模式的一次变革。今年，环保督察又给一些地方杀了“回马枪”，开展督察回头看。